而删除权中，删除权人请求删除时，信息处理者并非扮演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角色，此时信息处理者应当进行删除，而不存在反通知规则适用的余地。

对作为一项行为法和外部行政法制度的集体讨论，法院可以针对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性实施司法审查，当事人可以在诉讼中争辩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52]该款规定：统计调查项目的制定机关（以下简称制定机关）应当就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进行论证，征求有关地方、部门、统计调查对象和专家的意见，并由制定机关按照会议制度集体讨论决定。

[36]它通过对公开事项和不公开事项的规定，具体规定了立法机关监控行政机关会议的实体和程序规则。该案法院关于行政机关间委托无需法律依据的态度，也许是价值选择的结果，且这一选择代表着行政机关相互间委托制度的发展趋势。[3]我国1982年《宪法》第88、90、105条规定了行政机关首长负责制。[59] 通过念泗居民案和郑成宝等案，我们可以比较发现，在集体讨论成为行为法制度以前，法院仅仅审查由谁审批、是否合法委托，而不审查审批行为的程序即集体讨论的合法性。转换过程则是政治体系内部的（活动）。

该办法并非行政机关相互间委托的法律依据，而只能被视为委托关系存在的证据。他认为，民事领域个人的特定权利义务是由次要规范合同等民事法律行为设定的。也就是说，在规范性宪法之外使用经验性宪法的概念，意味着为现代汉语（注意，是现代，是汉语）中单纯简明的宪法，重新赋予整个人类观念史积淀下来的结构复杂的多重意涵。

基于这样的共识，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现有宪法教科书中对于宪法渊源的冗长列举都可以删除，而只需要简单直接地说明：宪法渊源是指宪法的表现形式，或者合宪性审查的规范依据的来源。回到模糊、混乱但含义丰富且开放的宪法渊源概念，可以对宪法学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包括宪法概念、宪法解释、宪法发展、宪法实施、宪法变迁等，进行新的观察和反思。刘晗曾对英文中的constitution作了细致的辨析，区分出至少三重意思：（1）《宪法》（the Constitution），也就是指宪法典。佩岑尼克将法律渊源区分法律的必然渊源（must-source）、应然渊源（should-source）和或然渊源（may-source），也部分是基于权威性的差异，其相互间发生冲突时具有不同优先顺序。

这些特殊性在于：宪法的静态与宪法生活的动态（Statik des Verfassungsrechts und Dynamik des Verfassungslebens），宪法作为法与政治的联结（die Verknüpfung von Recht und Politik），宪法规定了政治国家的基本秩序，其中心内容与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存在大量的概括条款，等等。（三）与法学方法论联结的宪法渊源理论 在法学方法论上，对法律解释的目标存在主观论与客观论的区分。

也就是说，在合宪性审查/宪法适用的视域之外，宪法渊源的概念尚有其他功用。韦伯更将宪法定义为共同体中的事实上的权力分配类型，而通过命令来影响共同体行动的可能性，则决定着这种类型。在这方面，德国的经验教训值得重视。但此种认知必须以助成而非消解宪法的规范性为目标。

然而，将规范与事实的绝然对立却可能事与愿违地损害宪法的规范性。而探寻宪法解释的边界，无非是在将其他因素纳入形式宪法的实践要求下，如何避免形式宪法的规范性（对国家权力的有效约束）被掏空。换言之，我们当然可以去问：合宪性审查所依据的宪法应该是什么，但更根本的问题是宪法是什么。正如杜强强在理论建构后的谨慎反思：‘通过立法发展宪法的理论建构无疑也削弱了宪法的规范性，它虽有自己的时代背景，但对于走向‘合宪性审查时代的我国宪法而言则似不合时宜。

杜强强则分析了与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对应的宪法的合法律性解释，认为此种以宪就法，让宪法接受立法的冲击而产生新的含义，也是宪法发展的一个路径。现代的宪法变迁理论否定通过政治事实的宪法变迁，却接受通过宪法解释的宪法变迁。

这里有一个前提性问题：究竟应怎样看待政治事实与宪法文本的不一致。宪法发展和宪法全面实施的论说，相当程度上融入了法社会学的视角，是要去观察真实生活中的运行中的宪法，在强调宪法的规范性的同时，亦同样关注宪法的实效性。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法上的观察，来说明不能有效区分经验性宪法和规范性宪法所可能造成的宪法功能的弱化。审查的目的不是取代宪法所规定的内容，而是为了尊重宪法所规定的内容。将宪法渊源原理与宪法发展和宪法实施的理论对勘参详，亦有助于澄清一些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问题。发生的一切都是合宪的。更进一步，正如李忠夏、冯威和柳建龙所赞同的那样，在宪法学上，宪法渊源概念应该被否定，甚至完全可驱逐。举例来说，法律学说在各种法律渊源中可能是权威性最弱的，但却可能实质性地决定宪法解释的样貌。

因此，宪法渊源的概念似乎天然是排斥政治事实的，而宪法学的学科建构也是从与政治、社会、历史因素的切割开始的。法律渊源是一种权威性理由（authority reasons）法律人必须、应当或者可以提供的作为权威性理由的所有文本和惯例都可以被看作法律渊源。

宪法渊源与宪法概念 宪法渊源的基本问题设定是：我们可以把哪些素材当作、看作乃至称作宪法。我们知道，将政治事实等外部因素排除在外，而仅以成文宪法为研究对象，通过价值中立和逻辑周延的方法来释明宪法规范的规范主义的宪法理论，其根本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宪法的坚硬规范性来实现对政治权力的有效约束。

（2）宪律（constitutional law），也就是以宪法文本、宪法判例、宪法精神和宪法教义构成的法律系统和理论体系，律师和法官所创造和运用的、以《宪法》文本为基础的律学体系。在德国历史上的进步与保守、革命与反动的反复拉锯中，规范性宪法观的确立较为坎坷。

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首次提出了宪法全面实施的概念。即便在后者所预设的合宪性审查的情景下，二者也有沟通机制，其核心是宪法解释。因此，宪法渊源问题必须被重新提出、重新讨论，改变其混乱的状态。笔者在之前的研究中已说明了一个显然的事实：现代汉语的宪法语词较之西方语文中的宪法（如constitutionVerfassung）语词，构词上更具法律性，毕竟法字直接出现了

此外，特区终审法院曾对《基本法》中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权力的条文作出解释。每个宪制秩序都有它的宪制性文件，在其实施的过程中，宪制性文件需予以解释，并适用于个别案件中。

这并不难理解，因为法院的天职便是在审理案件时找出案情事实并把有关法律应用至案情中，从而作出判决。此外，一般宪制性文件都会有条文保障当地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宪制秩序的守护者也同时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守护者。

过去25年来，人大常委会总共五次根据《基本法》第158条行使其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其中三次便是处理以上案件中的《基本法》解释问题的。至于涉及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案件，法院则采用更严格的审查标准，即除非证明确有必要，否则不应对有关权利作出案中所涉及的限制。

虽然《基本法》没有明文提到这类决定，但由于中央对港享有全面管治权，而根据国家宪法，特别行政区里的制度由全国人大决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都享有对于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因此，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在有必要时可作出涉港决定。从这个比较法的角度来看，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特区的有关安排是比较独特的：《基本法》是在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下中央授权香港实行高度自治的宪制性文件，而《基本法》的解释权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所共享的。至于相对少数的涉及《基本法》的案件，法院在审理这些案件时可能有需要对《基本法》进行解释。2020年7月底，特区政府鉴于疫情决定延迟原定在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人大常委会在8月11日作出决定，让第六届立法会可继续履行其职责，以避免香港出现立法真空的情况。

本文将采用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的守护者这个概念，去探讨一国两制的宪制秩序的其中一个特点。（小题为编者所加）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郑陈兰如基金宪法学讲座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 进入 陈弘毅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一国两制 宪制秩序 。

香港将迎来回归祖国25周年，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反映中央对于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实施的关心和重视。党中央强调，必须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

人大常委会便在11月11日再就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作出决定，表明上述议员不能延任。在这方面，法院会在有关个人权利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